谢江平 | 从后思索法：马克思古代社会研究方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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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第46-53页。
谢江平，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提 要
在史料欠缺的情况下如何认识古代社会是历史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提出了“从后思索法”。“从后思索”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式出发，由果溯因反向把握古代社会已经覆灭或萎缩了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形式。“从后思索”将古代社会的当代“遗存”视为透视古代社会结构的化石，马克思提出了“从后思索”的两大方法论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语言学溯源和普照光分析对古代社会的结构和形式进行了理论推测，“从后思索”在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从后思索”毕竟是史料缺乏情况下对过去的逻辑把握，因此它的真理性还需要得到实证材料的进一步验证。
关 键 词
从后思索法；古代社会；普照光分析；语言学溯源
正文
唯物史观十分重视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演变问题。在19世纪60年代近代人类学、社会学诞生之前要解释人类社会形态的演替，一窥古代社会结构的堂奥，还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毕竟历史已经过去，在史料欠缺的情况下如何认识古代社会成为历史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从逻辑上来讲，人们只能以今窥古、逆向溯源，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曾以比喻的手法对此方法论原则进行说明：“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此一方法被学界概括为“从后思索法”，“从后思索”就是“从现实社会出发‘透视’、追溯、反思过去的社会形式”。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为我们正确认识扑朔迷离的历史运动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原则和方法。
一、从后思索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一）从后思索的可能性
正如古地质研究一样，尽管人们无法亲眼看见久远的地质变化，如火山、地震等，但是岩石是地壳活动的忠实记录者，研究岩石的成因、年龄、分布规律，地质学家就可以再现当年地质活动的历史。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并未消失，人类社会虽然经历更替迭代，但是过去的东西在今天仍有遗存，尽管它们以“萎缩的或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通过对这些形式的考察，人们可以对“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就像“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马克思认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从而可以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
人类学家泰勒也把“文化遗存视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向导”，泰勒认为人类有三种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即巫术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和科学的方式，这三种方式代表着人类理性进步的三个阶段，文化的演进表现为理性的进步，文明社会已经进入了科学理性阶段。从文化角度来看，任何一个阶段，文化都不是纯粹的，仪式、观点、习俗等文化遗存（survivals）被习惯势力从其所属的社会带到新的社会历史阶段，这些遗存成为人们追溯文化发展历史、重构古代文化的实例和证据。很明显，泰勒的文化研究是对马克思“从后思索法”的一个运用。在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上马克思与泰勒的方法是一致的，在1868年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指出，对当代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原始时代的平等文化，“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作用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古代社会的“残片和因素”上建立起来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不但封建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仍有遗存，古代社会的各种组织在当代社会也有残留，原始公有制“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这些组织作为历史遗存为“从后思索”提供了现实可能，正如生物学家可以从人体的胚胎发育过程追溯动物生命演化的历史顺序。同样，对“最发达和最具多样性的生产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二）从后思索的必要性
从后思索、以今窥古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认为历史上的结构和因素只有经历了充分的发展之后才能更好地被人们认识，“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 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事物的发展只有到了成熟阶段，以成熟的、高级阶段的东西作参照，事物的早期形式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正因如此，人们对事物才会有“事后诸葛亮”式的恍然大悟。“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人类历史的发展同样也是如此，在事物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对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懵懂无知，但是“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马克思认为事物只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才会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才能对自己形成全面综合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对自己早期的神话做客观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
熟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唯物史观诞生初期对人类社会早期形态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仍是未知之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他从分工和所有制出发对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逻辑进行具体规定：部落（Stamm）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马克思将部落所有制视为人类社会的开端，并将部落所有制视为“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部落所有制经历一系列发展，抛弃了共同体的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的影响变成了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早期所有制的推断是从公社所有制在现代社会的存留中推断出来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正是村社制度的存在触发了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读了英国国会有关印度村社的相关报告，报告指出，印度每个农村都是一个小小的“共和国”，这种自给自足的“共和国”成为英国商品销售的主要障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印度农村对工业品的排斥归结为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村社制度。英国殖民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印度村社制度，但村社的解体进行得极其缓慢，这导致了村社制度在印度的大量残留。正是通过对现存农村公社的考察，马克思揭示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形态及其特点，确立了村社与社会的次生形态即建立在奴隶制与农奴制基础上的社会之间的演进次序和进化机制，从而使人类社会从氏族部落向阶级国家过渡的所有制基础得以清晰说明。尽管马克思早期对古代社会的描述在细节上未必完全正确，但无论如何不能低估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回溯性研究在唯物史观的形成中的奠基性作用。
二、从后思索的方法论原则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渐次演进的过程，各种社会形态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种社会形态是另一种社会形态的产物或发展结果，因而可以通过分析比较高级的社会形式去认识比较低级的社会形式。“从后思索”就是从历史发展的完成的结果出发，由果溯因反向把握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也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式出发探寻封建社会、古代社会、东方社会已经覆灭的或处于萎缩状态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形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从后思索法的原则进行了论述。
（一）时间维度：历史性原则
认识始于抽象，对历史的把握从抽象开始。马克思认为，生产是一切时代共有的标志，只要是生产都有一些共同之处，“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但是每个时代的生产都有它自身的特点，生产中的共同的东西只是生产的一般条件，仅通过抽象不可能把握每一个具体时代的生产特点，从资本主义生产出发去理解古代生产必须对生产的历史性质有了解，庸俗经济学者就忘记了生产的历史性，他们“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这种态度去了解古代社会必然会犯“时代错误”。马克思认为认识现代地租有助于人们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但是不能忽略资本主义地租与代役租、什一税有着历史的差别。
早在1846年，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就强调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性质，“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就生产而言，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制度是中世纪生产的一般形式，资本主义存在协会之类的联合也存在垄断，但中世纪的特权、行会、公会制度与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主导下的生产制度存在很大差别。同样，劳动作为最高的抽象，也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得到理解。“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同样是劳动，奴隶劳动不同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奴隶劳动有特殊的劳动条件，马克思认为使用奴隶劳动“必须建立一种适于使用奴隶的生产方式（如在南美等）”，只有使用不易破坏的粗笨工具的农业和矿业才具备使用奴隶劳动的一般条件。同样是奴隶劳动，美洲的奴隶劳动也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劳动，美国的奴隶劳动是同资本主义大工业联系在一起的，“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现我们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马克思处处强调生产的社会历史性质，生产的历史性导致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别。“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主要是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斗争的形式进行的”，但是这种阶级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呈现不同的社会后果。在古罗马，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斗争是以平民的破产和沦为债务奴隶而告终，这导致了氏族社会的解体和奴隶制的诞生，在中世纪，这种斗争是以负债封建主的破产以及奠基于其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的解体而告终，斗争的结果是地主阶级丧失政治权力。阶级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由特定的历史生产状况决定的。在讨论战争掠夺在社会中影响和作用的时候，马克思认为掠夺也是由生产决定的，由于生产的历史性，掠夺本身也是历史的，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掠夺方式，“掠夺一个从事证券投机的民族就不能同掠夺一个游牧民族一样”。
（二）空间维度：地方性原则
就总体而言，东西方历史发展基本上遵循同样发展路径，都是由部落而城邦、由城邦而帝国，在发展演进的方向和规律上是一致的，只是演进有早有晚，发展有迟有速，加之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导致人类历史发展的地方性差别。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注意到了历史发展的地方性差别，“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东方作为“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伴随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残留，而被置于西方的对立面，在这里地域性差别表现为历史性差异。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就从空间维度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差别，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为地域概念“亚细亚生产方式”被置于社会形态的历史演替序列中。“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亚细亚的”社会形态序列取代了早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以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的序列，地域性原则在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得到了确认。
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有其现实动因。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上，期待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触发欧洲新一轮革命，此时恰逢第一次印度独立战争，这引起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极大关注。1853年马克思受邀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时政评论，这为马克思系统研究东方问题提供了契机。在对印度的研究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
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的差别。东方社会长期停滞，造成东方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是“建立在土地共同占有、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以及固定分工的基础之上”的村社共同体的长期存在，这种自给自足的村社经济导致“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之时，便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形式生产出来。东方的这种长期停滞性为人们认识古代社会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马克思认为，“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中国封闭隔绝像是“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与亚细亚所有制相比，古典古代所有制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早已寿终正寝，日耳曼的所有制则被资本主义所有制所取代，只有亚细亚所有制仍长期留存，成为研究人类早期社会的活标本。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的村社制度是古代社会的残留，东方国家注定要走与西方世界一样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把“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建立一个“西方式的社会”作为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使命。
1868年，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讨论毛勒有关土地制度的问题，再一次提出亚细亚所有制是古代所有制的残余，并认为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直到18、19世纪在德国有些农村仍有保留，俄国人所保留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只不过是老早就被他们的邻居抛弃了的形式”，马克思明确指出，“我提出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虽然毛勒对此毫无所知）再次得到了证实”。
19世纪70年代随着《古代社会》等人类学著作的出现，晚年马克思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说明人类早期社会的特征，但他仍然关注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特质。在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之后，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具有“半亚细亚”的性质，这种农村公社并非为俄国社会所独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尽管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已不复存在，但是亚洲社会作为古代生产方式的留存仍是透视古代社会形式及其结构的凭证所在。
三、从后思索法的具体运用
方法论原则确定之后便是对方法论原则的具体运用，在探索古代社会的结构和形式上马克思主要运用了两种方法：一是普照光分析，二是语源学溯源。
（一）普照光分析
社会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在矛盾体系中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在同一矛盾体中存在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对社会的结构和形式的分析，重要的是找到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分析马克思称之为“普照光”分析。“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区分了两种生产，即“直接生活的生产”和“生命的生产”，在《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中恩格斯将两种生产界定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生产。自有人类出现以来，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就一直并存，两种生产共同制约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所起的作用并不等同，而是有主从之别。人类的原始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简陋，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这一时期人口生产尤为重要，人口生产是早期人类社会的普照光，毕竟数量庞大的人口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延续。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强调了血缘亲属关系在早期人类社会的特殊地位，同时马克思也注意到了逐渐发展起来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在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看到了财产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物质资料的生产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财产有关的经济因素最终取代血缘亲属关系支配了人类社会的演进发展。
生产是人类社会的普照光，但生产本身是历史的、发展的，“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人类历史的发展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生产工具是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生产工具分为两类，即“自然形成的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耕地、水等自然条件是自然形成的工具，人类社会早期阶段主要受自然的支配，财产主要表现为地产。在农耕处于支配地位的民族和国家，“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在中世纪，甚至资本……也具有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资本主义之前，“自然形成的工具”处于支配性地位，拥有地产的贵族拥有对社会的绝对支配权力。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突破了简单的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工具主要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蒸汽机、轮船、铁路等是“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是劳动的物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统治“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过去，工业屈服于农业的统治，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农业变成了工业的一个部门，完全受资本的支配。在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下，土地贵族要么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变成资本家阶级，要么丧失支配地位逐渐走向没落，相应地，资产阶级逐渐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取得了对社会的支配地位。
与生产工具的这种变化相对应的是社会关系的变化。“自然形成的工具”的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与自然尚未完全分离，为了在自然界中求得生存，人们不得不依赖家庭或氏族等共同体的力量，“各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部落或者甚至是土地本身，等等——结合在一起”，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依靠的是个人关系，依靠的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自然的形成的关系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在“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的阶段，“各个人互不依赖，仅仅通过交换集合在一起”，人们摆脱了旧有的人身依附关系，交换的双方独立平等，有了按自身意志行事的可能性，人对人的统治采取了物的形式，通过第三者即商品（货币）来维持统治关系，并由此导致了商品（货币）拜物教。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分别称之为“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阶段，这是对两个社会特征最广为人知的概括。
（二）语言学溯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了思考。“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语言产生于实践和交往的需要，语言是意识的载体，同意识一样，语言也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语言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现实的意识”。语言是思维联系外部现实的中介，是外部世界信息和思想具体内容得以转化的工具，语言使人类的认识得以积累和传递。语言的生成、语言的内容和功能都与现实的人的活动密切相关，人类不同阶段的语言是该时代人们活动关系的反映。由于社会存在的历史性质，语言也是历史性的，正如恩格斯所言，“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 20 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化合物名称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化学学科本身的历史进展，由于语言与存在的一致性，因而可以通过语言的历史演变来窥探存在的历史变化。古代社会结构和形式的变化就反映在语言演变之中。
恩格斯是古代语言专家，他的历史研究经常涉及语言学的方法。在《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中，恩格斯就通过比较语言学研究得出了“日耳曼人从亚洲故乡带来了使用金属的知识”的结论，并指出当时的日耳曼部落“农业不过是一种临时手段和次要的生活来源”。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对氏族社会母权制时代的确认也运用了词源学的方法。“在语源上，哥特语的kuni，中部高地德意志语的künne是和希腊语的genos，拉丁语的gens相当的，而且是在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妇女的名字来自同一个词根，如希腊语的gyne、斯拉夫语的zena、哥特语的qvino，古斯堪的那维亚语的kona，kuna等，这表明曾存在过母权制时代。”恩格斯从氏族和妇女拥有同一个词根推测了母系社会的存在，这与摩尔根等人类学家实证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在《流亡者文献》中，恩格斯从俄语“世界”一词论证了过农村公社的落后性和封闭性。“mup一词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因为俄国农民只在公社里生活，公社就是他的“世界”。
马克思也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学家，与恩格斯相比，马克思精通现代语言而非古代语言，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切磋语言问题。1868年3月，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讨论毛勒有关“德国的马尔克、乡村等等制度”，毛勒主张，土地私有制不是一直就有的，而是后来才产生的，在德国一直存在着土地公有制度。在信中，马克思讲他的故乡洪斯吕克“古代德意志的制度一直保存到最近几年”，马克思引用塔西佗广为人知的“arva per annos mutant， et superset ager”（他们更换田地，而仍然保留公有地）来论证古日耳曼ager publicus（公有地）的存在。1881年，马克思研读了摩尔根等人的人类学著作，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草稿中他再次确认“古代类型的公社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的天赋的生命力却为两个事实所证实。有个别的公社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乡特利尔专区就有”。语言源自现实，研究语言必然涉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近代的认识论只是在理性的范围内研究思维和逻辑的起源，黑格尔就将自身的哲学体系视为纯思的逻辑推演，尽管黑格尔也探讨概念、判断和命题的起源，但他不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研究语言问题。马克思的最大贡献就是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本体论根据，马克思认为，即使是抽象的哲学词汇也有其现实来源。哲学词汇“一般性”和“特殊性”就源自与土地有关的古代词汇，“德文和北欧文中的Allgemeine（一般）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Sundre， Besondre（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Sondereigen（私人财产）”。Allgemeine（一般）一词印证了古代土地公有制的存在，马克思认为如果黑格尔知道这一点，一定会感慨原来抽象的逻辑范畴也来自现实的交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展示了语源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他通过英语词汇stock含义的演变来说明资本的起源及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马克思讽刺托伦斯上校在“追逐野兽的第一块石头上”“在打落果实的第一根棍子上”发现了资本的起源，是因为托伦斯片面地理解了stock的含义的演变。德语stock有“棍子”“树根”的含义，还有“基本资金”“库存”“股票”的意思，英语 stock除了这些含义之外，还有“牲畜”的意思。据考证，英语中stock 最初指的是“牲畜”，《旧约》中stock既指畜群又指资本和财富，因为“牲畜”在古代犹太人那里是一般价值形态的体现物，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而“库存”的含义则是后来所引申出来的，“资本”“股票”的含义则是现代社会才有的事，stock一词含义的演变十分形象地反映了社会经济状况的历史变化。
现实生活中的古代残留物是人类透视古代社会结构的“社会化石”，同样，语言也是一种特殊的“化石”，人们根据它的含义去追索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
四、从后思索的唯物史观之校验
（一）强大的理论力量
“从后思索”是唯物史观在古代社会研究的逻辑运用，它在古代社会研究中显示了强大的理论力量。“从后思索”得出的历史结论不少都被随后的历史材料所证实，如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和古代社会存在许多相似之处，生产力发展缓慢，土地公有制、非经济的血亲关系和政治关系十分强大。莫里斯·布洛克指出：“考虑到他们所能接触的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材料是如此之少，他们的观点所经受的时间考验已经是相当惊人的了。”布洛克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成功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他们对前资本主义的理解能力，还不如说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劳动性质分析的程度”。
无独有偶，在谈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时，列宁认为《资本论》“抛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作了科学分析”， 既然《资本论》“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取代了这样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然适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虽然这些社会形态没有经过专门的实际研究和详细分析”。可以说，列宁、布洛克都对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做了积极肯定。
（二）科学的求是精神
“从后思索”是对早期人类社会形态的逻辑推论与间接把握，从后思索得出的理论推论并不能把握所有的理论细节，这些推论真理性还需要接受历史材料的不断校验，毕竟每一社会形态都有其自身独特表现形式与内在规定，尽管人类历史的发展前后接续，消失的历史在当代有所留存，但它毕竟是以扬弃或“萎缩”的形态存在。对历史的理解，尤其是从当代社会透视古代社会，即使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理性批判的精神也不足以保证结论的完美无瑕，马克思也承认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时代往往会有不同的结果。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论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时，马克思指出，在古罗马也同样存在大量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自由农民，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的过程中也孕育了大地产和大资本，但是这些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自由民并没有转变成为受资本雇佣无产者，反而成了无所事事的游民，古罗马并没有像近代英国一样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走向了奴隶制。“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凭今日英国的经验去推测古代罗马的历史发展，难免有张冠李戴之嫌。19世纪70年代，随着人类学著作的不断面世，古代社会的研究有了可以依凭的经验材料，新出现的经验材料也暴露了从后思索法的一些局限性。
马克思通过对印度农村公社的研究形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并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序列的开端。马克思认为，亚细亚所有制是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具体而言有三大特点：第一，以土地共同占有为基础的公有制，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是马克思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资本论》时期的基本观点；第二，国家的最高土地所有权和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专制制度；第三，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血缘关系。对于这三大特征的第一、第二点，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中国是中央集权但存在土地私有制、印度土地公有但不是中央集权的。土地公有与专制并存的观点引起了很多历史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不可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府，学者佩里·安德森就认为专制国家与自治村社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相互排斥的，因为只要出现了强大的国家，就必然出现了发达的社会分工，那就意味着社会的阶级分化、剥削和不平等关系已经深入社会的最基层，而这与“自给自足的村社”是相矛盾的。此外，建立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上亚洲停滞论也缺乏史料的支撑，安德森认为尽管东方国家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进入新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东方陷入了“停滞”。17世纪伊斯兰文明在地理上达到极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萨菲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三强并立，都拥有雄厚的经济财富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同样，中华文明在有宋一代也达到了空前繁荣。
马克思晚年阅读了大量的人类学著作并做了笔记摘录，他对人类社会的早期形态有了新的认识，19世纪70年代之后，马克思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同时他也不再将亚细亚社会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开端，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亚细亚农村公社被视为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的生产方式，新的历史材料的出现使马克思修正了早期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许多猜想，马克思用更为科学的原始社会概念取代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把它置于五大社会形态之首。
“从后思索”是缺乏经验材料之下的理论猜测，一旦有了可获得的经验材料，理论猜测就要接受实证材料的校验，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观点就应当得到修正，这才是科学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马克思的古代社会研究就体现了科学的求是精神。
责任编辑：包米尔